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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成钢：我的文革十年（连载五）
前文回顾
那个年代系统地自学钻研中国和美国大学工科的内容，既是精神的寄托，也给自己施加了很大的压力，长期的过份精神压力导致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，北京知青吴先当时是卫生员，他对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关心和帮助，让我至今都心怀感激之情。
我的文革十年（连载五）
TheCulturalRevolution
文/许成钢
从一九七三年夏起，尤其是一九七四年，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。在连队里，知青开始为去读工农兵学员而竞争，为了能上大学，很多知青变得很焦躁，一些没有上成大学的落选知青变得很悲观。我知道自己是个“反革命”，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可能有机会出去上大学，心里反而很平静。自认为我自学的水平已经超过了大学里所教授的内容。那段日子我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我的革新项目上了。我当时满脑子琢磨的最大的革新项目就是“联合收割机割台高度自动控制”。我认为，如果自己能够解决这一割台高度的自动控制问题，就可以解决大豆在收割过程中严重浪费的问题。当时在农场里，联合收割机的高度设计是按小麦的高度来设计的，所以当收割大豆的时候，大约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产量浪费在地里，相当巨大。我当时自己作了一个包括详细电路图的设计方案。
一九七四年，对我的政治管制进一步有所放松。当时中国政治的大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，邓小平重新上台工作了，四人帮的势力有所削弱。这时候我申请回京探亲，居然得到了批准。这是自从我一九六八年底回北京之后，第一次回北京。我把这次回京看得很重要，我想利用回北京的机会，拜见有关的老师来帮助我改进我的设计。到北京以后，我找过若干人，其中最重要的是清华大学的常迥先生。
常先生是中国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控制方面的权威，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，四十年代末期后回国，回国后就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授。常先生的女儿常放是我的同学，也是清华附中井岗山红卫兵的成员，我们曾在同一个小组，非常熟悉要好。文革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去过她家很多次，同她的父亲认识。一九七四年夏回北京时，我自己闯到她家里去请教常先生。先生给了我很好的原则性的指导，对我后来的自学起到了非常重大的积极作用。尤其是在自学的方向上，先生给了很重要的建议。一直以来，我都认为常先生是我在工程方面学习的导师。当时我也曾经访问过中科院自动化所及清华数力系流体力学实验室，请教我的技术革新设计方案。在北京的那段时间里，我非常忙碌，完全都是围绕我的设计请教奔波。
从北京回到连队后，我的若干个技术改革方案得到了连队技术领导及修理厂的支持。所以，虽然当时我的正式工作是放牛，但实际上我每天晚上都在修理厂试验我的一些设计，试验基本是半成功半失败，也有许多设计即使实验成功也并不能真正实施运作。部分实验成功未能实施的有大犁自动高度控制液压装置等；实验成功并在生产中使用的有自动称重灌袋机等。一九七五年师里曾在我们连开技术革新推广会，自动称重灌袋机得到好评，我这个“反革命”在技术革新方面得到了一些称赞。记得团长碰到我大声喊着对我说，“你整的那玩意儿挺好使呀，以后多给咱整点儿这些就好了。”
一九七四年以来，母亲不断提醒我必须北京中科医院白癜风该如何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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